我漫步于北宋元祐四年的陽光里，林木從身后的南屏山驅趕著綠追過來，漣漪從西湖的心靈里吐翠而出，像一片片花瓣，層層疊疊。

先生正站在蘇堤的入口，目光也許被一只鳥所吸引，投向山巔和云端。那飄飄的美髯，被時光洗白了，又被陽光染黃。風吹樹葉，風吹芳草，風吹天籟。我可以肯定，那首叫《飲湖上初晴后雨》的詩歌也是由風吹入我的心窩：“水光瀲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”

植物簇擁著蘇堤，一如當年杭州百姓簇擁著蘇太守。一條南北數里的堤岸，在人間行走千年，愈來愈秀美，愈來愈親民，愈來愈雋永。一代一代的往來人，看一眼西湖，便想起那個“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處長如到舊游”的東坡居士。我則看見陽光一瓣一瓣盛開在蘇堤上，殘留著暮春的氣息，散發著初夏的清香。

元祐四年（公元1089年），對于杭州人來說，并不是一個好年份。這一年，適逢大旱，饑疫并發，二度任職杭州的蘇軾立即上疏，懇求朝廷減免稅賦五十多萬石，獲得恩準，同時，又減價出售儲備糧救災。先生還創立醫坊，供應粥藥，救治病人，“活者甚眾”。受此啟發，先生撥出庫銀若干，自己出資若干，創立基金，設杭州醫坊。興修水利，是先生在杭州府任職時樂此不疲的活計。在勘察的基礎上，他調集一千多士兵，用半年時間疏浚大運河。最大的手筆，自然是全面治理西湖。由于長期沒有清理，湖底上升，湖面出現大量“私田”，水面日益狹仄。為此，蘇軾向朝廷遞上《乞開西湖狀》，從民飲、灌溉、航運、釀酒等諸方面論述了西湖的重要性，稱：“杭州之有西湖，如人之有眉目，蓋不可廢也。”西湖由此迎來了其黃金時光，“忽驚二十五萬丈，老葑席卷蒼苔空。”被打撈上來的葑草和清挖出來的淤泥被集中堆于湖中，筑成一條南北走向的堤岸，堤上修建了映波、鎖瀾、望山、壓堤、東浦和跨虹六座橋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漸漸形成“蘇堤春曉”這一著名景點。

我往棲霞嶺方向行走。西湖在蘇堤兩邊緩緩展開畫屏，柳浪起伏，船只唱幽，雷峰塔披著蒼穹的藍斗篷。一船船的陽光攏岸時，漏泄了一大半，一小部分如鯉魚打挺，躍上了蘇堤，碎成斑斑點點。這多么像蘇軾留下的體溫和痕跡。

其實，又何止蘇堤遺留著先生的氣息啊，惠民巷、學士路、安樂坊、東坡路，在杭州，幾乎遍布著蘇軾的蹤跡，甚至，如云的美女也自攜著先生與生俱來的優雅。能夠跟先生沾親帶故，這是福氣。

蘇堤春曉是文人吟詠不盡的舊題。宋代陳郁寫道：“荷邊清露襲人衣，風里明蟾浴曉池。涼影潤香吟不得，手扳堤柳立多時。”明代聶大年的描繪則尤為細膩：“樹煙花霧繞堤沙，樓閣朦朧一半遮。三竺鐘聲催落月，六橋柳色帶棲鴉。綠窗睡覺聞啼鳥，綺閣妝殘喚賣花。遙望酒旗何處是，炊煙起處有人家。”我堅信這些詩句里藏著蘇軾的影子，蕩漾著蘇軾的情感波瀾。誠如乾隆帝有詩道：“通守錢塘記大蘇，取之無盡適逢吾。長堤萬古傳名姓，肯讓夷光擅此湖。”可見，蘇軾或多或少長進了后來者的身體里。

有故事的蘇堤神秘起來，有詩文的蘇堤風雅起來，有溫度的蘇堤長壽起來。

喜歡蘇堤這種畫卷天成的樣子。我是畫中人，魚在畫中游，小南湖、俞莊舊址、蔣莊、寂照亭、定香橋無不是畫中的墨點筆觸。歲月枕著蘇堤，做著山水之夢，給每一件事物以恰如其分的安排，一切相安無事，一笑泯恩仇。這種結局，是東坡先生樂見其成的。

蘇軾第一次走進杭州，是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，目睹西湖弊端，他有心治理，奈何自己只是個通判，“雖知此利害，而講求其方，未得便”，時為熙寧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再次任職杭州，已是暮年之身。而這一次，是由于蘇軾認為對待新法不應搞“一刀切”，可吸收其積極的方面，結果可想而知，搞得兩面不是人，他便只有離開京城。經歷了青澀期，蘇軾對人生的態度變得更加豁達、圓潤。他嘗試著包容更多的人與事，心境里，住著越來越多的陽光。

逗留于“花港觀魚”景點一帶，極目西湖，我腦海里時常涌動著先生的詩句。他不辭厭倦地寫著西湖，稱：“菰蒲無邊水茫茫，荷花夜開風露香。漸見燈明出遠寺，更待月黑看湖光。”我愛西湖的心，應該是來自于對先生情感的復制。

抱膝看西湖臥于杭州懷抱里那千嬌百媚的情態。目光越過波光，也看見蘇堤滿載著陽光和青翠游往遠山。先生也曾經一次次如此深情地凝視著煙波浩渺的西湖，為一聲鳥啼陶醉，為一朵陽光不惜流浪遷徙。他不一定能看到今天，但他看清了活著的路徑。再多的磨礪和苦難，不能奪去一個人對陽光的追求。

又有幾人能夠像他那樣保持著熱情，一遍遍傾訴著衷腸：“未成小隱聊中隱，可得長閑勝暫閑。我本無家更安往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。”西湖，就是我靈魂的家。

我想，先生已然將元祐四年的陽光儲存于蘇堤。這兒，永遠有桃紅柳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