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王 彬

我與陳建功相識是在上世紀80年代。

有一年，我們單位在北戴河舉辦筆會，約請建功授課。地點在中國作家協會療養院，是一個舊時的西式小樓，房間不多，在樓房一側新建了一排平房，因為那里環境相對安謐，便請建功到那里居祝建功是那次筆會的亮點，許多年以后，蒞會者仍然回味他的授課內容。對建功我早已神往，讀過他的《蓋棺》《丹鳳眼》《飄逝的花頭巾》，我至今記得那些小說中的細節：在給那位因礦難而死的魏石頭蓋棺楔釘的時候，年幼的兒子用稚嫩的聲音呼喊“爸爸躲釘，爸爸躲釘”；而那個冷傲的食堂女工有一雙漂亮的丹鳳眼，面對冒犯，盛菜時會讓鐵勺子碰擊搪瓷缸子，發出一聲脆響；落地的窗紗在晚風吹拂下緩緩“蓬”起來……這些精彩場景和入微的描繪，幾十年來，在我的腦海縈回而至今揮之不去。

這就是建功，創作了如許優秀小說的作家。建功不僅寫小說、劇本，當然也寫散文。近日，華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《默默且當歌》，我閱讀之后，久久深陷其中，加深了對他的了解。這本散文集分四輯，第一輯親友，第二輯民俗，第三輯藝文，第四輯游蹤，展示了建功其人、其文的風骨、文采而使人動容。1977年深秋，“文革”結束以后不久，國家恢復高考，建功那時在京西煤礦做礦工，在母親的勸說下，報考了北京大學中文系。而在4年前，1973年，礦上的師傅推薦他去南京大學中文系做“工農兵學員”，由于父親的“歷史疑點”而被拒之門外。因此，盡管參加了高考，建功對考試的結果似乎并不熱衷。當工友興沖沖地跑來報信時，他正躺在沙堆上仰面朝天曬太陽。聽工友說完了，“當時似乎只是淡淡一笑”。又翻了一個身，“我想曬曬后背”。當后背也曬得暖烘烘后，他才爬起來，去取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。回想起來，他后來說，“有點兒后怕”。為什么會是這樣？他說，那時我的心，已經像巖石一樣粗糙了。那年，建功28歲，此時，他在京西煤礦已經工作了10年：打了5年巖洞，第6年，被礦車撞折了腰。傷好以后，天天率領4個老太太篩沙子。之前在巖石掘進隊跟車，那活兒說來，建功后來調侃有些“浪漫”，其實是頗有風險的：“最刺激的，當然是掛鉤了，把前車與后車銜接在一起，側蹲著身子，一手托著鐵鉤，一手提著鐵銷，屏住呼吸，盯著那列轟隆隆奔騰而來的牽引車。‘咣’的一聲，兩車相撞，銷落身閃，大功告成，隨即又飛身抓上毫不減速沖向前方的礦車，和這黑色的長龍一道呼嘯而去……”但是這一次，礦車出軌了，把他重重地摔在另一條軌道上，沒等他反應過來，一列裝滿矸石的礦車已經沖了過來，把他卷到了“礦車碰頭底下”。待他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個師傅的懷里，“眼前無數黃燦燦的礦燈在閃”，高喊他的名字。

10年的礦工生活，為建功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盈的素材與鮮活的語言。一天，建功去翻譯家施咸榮家做客，施指著正在打開冰箱門的妻子問建功，假如開冰箱門的不是你杜師母，而是一個沒文化的、底層勞動者的妻子，想讓我把燈挪過來，幫她照照，按照北京話，她會怎么說？建功愣了一下，不知這問題所由何來，但還是盡量按照他規定的情境，脫口而出，說：“給個亮兒１施咸榮聽后，拊掌大笑，說：“好極了，我要找的正是這一句。”原來，他正在為類似情境的翻譯找不到對應的表述而犯愁。類似這樣的北京話，在北京安定門地鐵站，有一天我也聽到過。一個清潔女工在靠近屏蔽門處打掃衛生，對站在她前面擋住視線的人說：“別擋亮兒１這些原本生動傳神的語言在今天卻被有些作家忽略了。“現在的事有些弄顛倒了。”建功引述施咸榮的話說，感慨許多翻譯工作者，“常常感到詞不達意言不傳神，因此很希望向作家學習，因為作家善于從生活里擷取有血有肉的語言。遺憾的是，現在也有些作家搞反了，有話不好好說，硬要到我們的翻譯文本里尋找范式。”施咸榮坦言：“有些其實原是翻譯者憋出來的‘生硬’之句，卻為某些作家孜孜追求，以為時髦。”

如同他的小說，建功的散文也是講究敘事策略的。他的散文，語言簡潔傳神，布局精巧而不露痕跡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，往往從細節出發而直抵人心。收錄在《默默且當歌》中有一篇記述汪曾祺的散文《在汪曾祺家搶畫》。

對汪曾祺，建功是敬佩的，他不失時機地請教并記之于文，記的是人，卻有錘煉文章的“秘訣”存焉。比如他曾經詢問汪的語言節奏為什么會拿捏得那么好？汪回答“別無他法，多讀而已”。汪說他曾經把晚明小品熟讀于心，讀到最后，內容都忘記了，節奏卻還潛存于心。“文章寫到某處，多一字必刪，少一字必補。不然永遠覺得系錯了扣子，一天過不舒服……”建功的散文也是如此。他的詢問與汪的答復，屬于語感問題。語感包括三個方面：第一，質地（詞匯的選擇）；第二，句型（詞匯之間的節奏）；第三，句型組合。語感是檢驗作家控制語言的試金石，因為究其實質，其背后呈現的是作家的人生閱歷與文化定力。讀建功的散文，心生感觸，不由得雜談如上。他的人品與文品，他的真性情與真情感，讀之愉悅而會心可意，他的這部新書，如何可以不讀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