慧芹走了，我好懷念。60多年的老朋友，怎能不懷念呢。再說我們倆的愛好、從事的工作、遭遇相似，與慧芹在一起的點滴，縈繞在我的腦海，揮之不去。

我倆在北京鐵路局《京鐵工人報》一起當過編輯，編副刊《文化列車》我是跟他學的。他應該是我的老師，雖然他小我一歲。

如今生活安定，人的壽命普遍很長，七老八十“找馬克思報到”，應屬“老喜”，不必悲傷。順天而動，自然規律。古賢有訓：“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

一顆平常心，對得起家國百姓，干一輩子好事，沒干壞事，也就算可以“善哉”了。

關于王慧芹同志的身世經過，我只知道個大概。因為我們的交情是屬于君子之交，不會“膩乎”，淡如水，就如街坊鄰居見面不少，點頭招呼，三言兩語而已。

我是1957年從天津市委調到《京鐵工人報》工作的。我到《京鐵工人報》時，王慧芹早到報社了。他當時做駐地，負責“毛澤東號”機車組的報道，寫過許多稿件。后來，王慧芹回到報社后，專門負責文藝副刊《文化列車》的編輯工作。《文化列車》是當時很紅的版面，王珍編過、王慧芹編過，后期李連生編過、傅鴻浩也編過。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《文化列車》的版面、形式和內容都有模有樣，風格類似《人民鐵道》報《汽笛》副刊。編輯們也從《人民日報》的《大地》副刊、《光明日報》的《東風》副刊等汲取經驗，辦得很有特色。

王慧芹同志為什么主抓機務部門的報道，特別是“毛澤東號”的報道？因為他是石家莊機務段來的。石家莊是解放戰爭時期我黨解放的關內第一座較大城市，慧芹是從河北平山來到石家莊學開火車的。他在平山老家時，當過教員，有文化底子，書法也寫得好，還懂文學方面的知識，組織上讓他主編《文化列車》副刊是順理成章的。

正因為有文化底子，又有當過機車乘務員的經歷，他在上世紀50年代寫了一篇小說《駿馬飛馳》，一時好評如潮。有人評論說：“由于有生活，許多細節，寫得真實可信。”不久后，王慧芹以此為契機，編成一本小說集，名字仍叫《駿馬飛馳》。當時，中國作家協會對工人業余文學創作很重視，《工作著是美麗的》作者草明幫助過他。不久后，王慧芹成了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這在全路是鳳毛麟角的。同時，王慧芹被選送到中央文學講習所學習中外文學經典。學成后，他回到《京鐵工人報》繼續工作，不久調到《人民鐵道》報編《汽笛》文藝副刊，再不久調西南鐵路三線指揮部報社。

王慧芹同志當過蒸汽機車乘務員，開過火車去前線，可是看不出他身上有那種“鐵老大”的粗獷勁頭；他當過教員、編輯，寫過文學作品，因此他身上有一種文縐縐的氣質。他總是文靜的、禮貌的，少言寡語、平心靜氣。他工作時的桌上、抽屜里的物品總是碼放整齊。稿件該發的、應退的、需要復信、商量的各有其所，規規矩矩，沒見過亂抓、亂堆、亂放的。

王慧芹同志在日常生活中謙和有禮、為人低調，即使在文革時期遭到“揪回”與“批判”，也沒見他面紅耳赤、面帶怒色。他不但脾氣好，而且還是熱心腸。我們倆在一起工作時，我在學習《契訶夫小說集》《馬雅可夫斯基詩遜《唐詩全集》等，每有問題請教他，他都是有問必答，卻點到而止。王慧芹看到我學古詩之余的練筆習作中，有點可取之處，他就會與我商量在《文化列車》上發一首。至今我還記得他把我寫的《塞北春》發在報紙上，鼓勵我繼續進步。他知道我有點兒生活經歷，就專門幫助我理順思路，構思作品。那年春節，他家屬回鄉過年，叫我去他家吃飯，商量寫東西的事兒。雖然我沒有能力寫出大部頭的作品，但一直筆耕不輳我曾寫過《廣廈夢》等文學作品，被路內刊物發表后，又與我的其他作品集結成冊，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。2015年，在朋友們的鼓勵幫助下，我的《石玉璞詩文畫自選集》由現代出版社出版，并被國家圖書館收藏。我寫作的成績不大，其中有慧芹幫助過我的功勞。

在生活上他也是關心他人的。我們一起工作時，有一次我出差在外，兒子得了急病，我愛人請假帶孩子去醫院時沒人幫忙，她到報社尋求幫助，是在慧芹的幫助下救急送醫的。幾十年后，我愛人對此事仍念念不忘。

慧芹同志的一生在路內外都是被肯定的。文革后，他回到原鐵道部當了幾十年的文藝處長。對于慧芹同志文學寫作的成就，中國作家協會的老前輩們也是肯定的。《南方周末》的文化專版曾整版發表過中國作家協會負責同志撰寫的文章，總結工人業余文學創作的經驗，在列舉的一串名人的行列里，居首的就是王慧芹同志。這張報紙我曾寄給他留念，他是應該慰藉的。

王慧芹同志2016年12月9日晨在京因病逝世，享年八十有四。

好人總是有人懷念的，何況我的老朋友王慧芹。安息吧！按年輕人的話說：“慧芹！一路走好１